因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違法作出不實隱私保護陳述，Facebook在2011年曾被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調查。雙方最終和解：Facebook承諾不再作出不實陳述，同時承諾不會在用戶同意前將其個人信息與第三方共享。

但是，Facebook并未徹底彌補個人信息保護漏洞。2016年，借助一款置于Facebook平臺上的應用，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收集了約8700萬Facebook用戶的個人信息。基于這些海量數據，劍橋分析利用精準推送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Facebook因而再次引來FTC調查。

近日，FTC宣布與Facebook和解，并對后者作出三項處罰：第一，罰款50億美元，這相當于Facebook年收入的9%，遠高于歐洲《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規定的罰款金額不超過企業全球收入4%的上限;第二，多方面強化隱私合規，包括限制企業濫用手機號碼，限制收集、濫用人臉信息，強化對個人信息收集、使用行為的告知，保障用戶刪除個人信息的權利，加強對個人信息的防護，等等;第三，設立獨立的隱私委員會、隱私合規官和外部隱私監察官，監督并報告Facebook強化隱私合規的情況。

目前，FTC的處罰仍待美國司法部批準，但按照慣例，司法部通常不會反對FTC的決定，因此，這將是史上金額最大的個人信息罰單。

Facebook案反映的主要問題

首先，基于個人信息進行“新聞定制”會危及國家安全。Facebook一案受到美國國會、政府，以及社會各方面關注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個人信息被大量收集利用后，用戶接收的信息被“量身定制”，進而干擾了2016年美國大選。借助性別、所在地點、就讀學?；蛘咛膬热莸戎T多個人信息，劍橋分析等助選企業得以推斷用戶宗教信仰、政治傾向等敏感信息。在此基礎上，此類企業可以精確推送精心設計、具備引導政治傾向效用的信息，以誘導投票行為。由于兩黨在“搖擺州”支持率差距很小，此類誘導行為可能起到關鍵作用。這劇烈沖擊了美國標榜的選舉民主制度。

其次，僅依靠“柔性”監管難以落實對個人信息的保障。2018年之前，美國個人信息保護主要依賴FTC，而FTC的監管又很少施以嚴罰。大部分情況下，FTC只會要求侵犯個人信息的企業停止侵犯行為，承諾不再犯，并在企業內部采取措施實現上述承諾，或定期提交報告說明履行承諾的情況。

在2011年對Facebook的調查中，FTC即作出了類似處罰。然而，在Facebook這一案例中，FTC的“柔性”處理，反而釀成了更為深重的后果。因此，本案發生后，美國社會各界呼吁對Facebook采取嚴厲措施。

再次，“免費”商業模式下，僅依靠企業自律，無法保障個人信息安全。有FTC委員指出：Facebook商業模式的核心，就是記錄用戶各種特征和一舉一動，再針對性投放廣告。因此，這家企業始終渴求更多個人信息。

有美國媒體統計：因侵犯用戶個人信息，Facebook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曾先后在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3年、2018年多次向用戶道歉。然而，Facebook至今對用戶個人信息的保護狀況仍令人難以滿意。此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應用開發者過度獲取個人信息的行為，Facebook聽之任之。

值得注意的是，政商關系正影響美國互聯網行業個人信息保護。近年來，美國媒體與學術界時常詬病大型互聯網企業與聯邦政府間的密切聯系。有學者因此提出“美第奇循環”的概念：大型互聯網企業借助游說、選舉捐款等手段影響政治權力的運作，再循政治權力的偏向擴大自身的規模。企業規模與企業的政治影響彼此加強。

對此次FTC調查，Facebook早在2019年一季度季報中就說明：已撥出30億-50億美元，以應對將有的和解。最終罰款數目確實沒有超過這一范圍。和解頒布當天，Facebook股價不跌反升。這些現象說明：Facebook和華爾街都預見到了和解內容。對Facebook來說，這次懲罰可謂輕微：面對波及如此廣泛、各界輿論如此不利的調查，最終罰款數額僅為其季度利潤的三分之一。

最后，處罰是否能遏制濫用個人信息的行為，效果仍然成疑。除和解協議外，FTC還發布了參與決策委員的意見。有兩位委員對和解提出尖銳批評：相比Facebook濫用個人信息的獲利，本次罰款不能算重;知曉甚至參與濫用個人信息的Facebook的高層沒有受到處罰;和解幾乎“赦免”了Facebook先前一切相關違規行為;和解要求建立的隱私委員會、合規官和監察官，有較大可能淪為“紙面功夫”。媒體方面，有報道將這次處罰形容為“輕輕敲打”。如果處罰不夠重，Facebook未必會徹底改正。

對美國個人信息保護的影響

目前，在聯邦層面，美國始終沒有一般性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相關法律分散在醫療、征信等個別行業，或僅針對未成年人等特定群體。因此，對Facebook及劍橋分析的行為，只能依靠FTC施行有限度的處罰。

受本案觸動，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聯邦統一立法已是美國輿論共識，美國立法機構也采取多方面措施。

2017年以來，有多名議員提出聯邦信息隱私保護法草案，包括應用隱私安全法案(Application Privacy, Privacy and Security Act)、消費者數據保護法案(Consumer Data Protection Act)、數據掮客問責與透明法案(Data Broker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我的數據”法案(My Data Act)等等。

另外，圍繞消費者數據安全及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從2017年底以來，參眾兩院先后六次召開聽證會，向互聯網企業代表、行業代表、知名學者等咨詢。FTC日前已對《兒童網絡隱私保護法》配套法規的修改公開征求公眾意見，并將于今年10月舉行聽證會，評估修改完善的必要性。此外，美國法學會今年4月公開發布了近200頁的《數據隱私法原則》草案。

但是，考慮到美國立法體制的低效、兩黨分歧以及科技企業的不懈游說，相關立法進程仍需耗費較長時日。

目前，FTC僅有約40名雇員負責處理個人信息相關事務，執法人員不足的問題將更加突出。一方面，美國侵犯個人信息的現象仍十分普遍;另一方面，當侵犯個人信息的現象涉及大型互聯網企業，展開相應調查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及資源。FTC不得不尋求增加人員，以應對頻繁出現的個人信息類案件。但是，由于占據參議員多數的共和黨對監管擴張持反感態度，FTC可能無法如愿擴張人力。面臨公眾要求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的呼聲，這將限制FTC相應執法調查的覆蓋面，也會導致“選擇性執法”問題。

本案的另一個影響是，針對個案的處罰力度將增強。此前不久，FTC對TikTok(美國版抖音)同樣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額罰款，數額達570萬美元。至于Facebook，50億美元不算多，不過，這已是歷史上FTC針對個人信息保護開出的最大罰單。相比過去，這一金額顯著抬高了懲罰“天花板”。考慮美國輿論對隱私日益關注，可預期FTC未來很可能將對個案開出更重罰單。

本案后，FTC對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干預將加強。在這次處罰中，FTC要求Facebook設立獨立的隱私委員會、隱私合規官和外部隱私監察官。三者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具備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企業控制者無法直接影響后兩者的任免;其次，新設職務都有很大權限，他們有權閱覽企業一切“與隱私決定相關的材料”，FTC也明確要求他們不要只依靠企業人員的說辭，而是要了解實際情況;最后，擔任這些職務的人員可以直接向FTC匯報。

對中國個人信息保護的啟示

Facebook案雖然發生在大洋彼岸，但同樣對中國具有啟示意義。

第一，進一步認識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性，加快推進相關立法。本案充分說明：大范圍個人信息的收集與利用，除了影響公民個人權益，也會影響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此外，海量個人信息遭遇安全問題，還可能引來大規模的境內外輿論反彈。目前，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相關立法雖已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類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形成公開的正式法律草案?？紤]到還有三讀的立法過程，與實踐的急迫需求相比，立法節奏需要加快。

第二，進一步增強現行法律法規的落實，加強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執法。Facebook案充分說明：如果執法和處罰缺乏力度，僅僅依靠“柔性”監管及企業自律，無法達到保護個人信息的目的。雖然《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已經初步建立了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制度框架，但是中國還缺少像FTC這樣有影響力的行政執法力量，對企業濫采濫用個人信息的威懾力不足。相關執法機關應當在以下三方面予以強化：其一，保障執法資源，建設有一定規模且具備專業性的個人信息執法隊伍;其二，加強擔當意識、有法必執、積極作為，以發揮震懾作用;其三，對影響范圍較大、造成較高風險、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在法律法規范圍內給予嚴厲處罰，以強化震懾作用。

第三，探索創新企業組織形式，引入外部力量監督個人信息保護。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不僅關乎企業利益，還關乎公共利益和個體權益。因此，對企業在個人信息方面的重大決策，其他主要利益相關方應有適當話語權。在美國，設立此類委員會，日益成為FTC常用的監管手段;在德國等部分歐洲國家，也在引入員工代表等相關方監督企業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中國亦可借鑒經驗：在“網絡安全責任人”等已有設計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創新組織形式，便于公共利益代表與個體權益代表監督企業個人信息保護。

第四，進一步提高中國企業個人信息保護合規意識，防范美國以保護個人信息為名干預中國企業經營。現實中，FTC“選擇性執法”的風險日益增強，處罰措施對企業運營的干預程度日漸加深。此外，中國的今日頭條等企業的美國關聯實體(即上述TikTok案)，已有因個人信息保護不力遭受巨額處罰的先例。因此，一旦中國企業遭遇類似Facebook的處罰，將受到巨額損失。美國可能要求設立多種“獨立”且具備高權限的職務，這會干擾企業正常經營，甚至帶來國家安全風險。在中美貿易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提高中國相關企業個人信息保護水平和自覺，避免成為美國執法機構的目標，并做好應對預案。與上述第三點相呼應：相應組織制度的完善，有助應對美方將來可能提出的類似要求，將主動權保持在中方手中。

第五，進一步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國際比較研究，抓住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建設這一契機，提升中國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中的話語權。個人信息保護是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相比西方國家，中國起步較晚。但反觀當下美國，由于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以及實踐中各方利益彼此掣肘，立法進度已隱隱有滯后之勢，執法孱弱也已招致各方不滿。此消彼長，中國有可能、也有條件在個人信息保護法治建設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組織力量，系統開展國際個人信息保護狀況比較研究，在吸取美西方國家經驗教訓的同時，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際引領高度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體系。

(作者周輝為中國社科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員、朱悅為中國社科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編輯：朱弢，本文首刊于2019年8月5日出版的《財經》雜志)

關鍵詞： Facebook被罰5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