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陸續發布的七普數據顯示，“千萬人口俱樂部”正在擴容，但“2000萬人口俱樂部”仍是極少數城市的圈子。

26日發布的四川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成都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達到2093.8萬人，較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增加了約581.9萬人。成都也成為繼重慶(3205萬)、上海(2487萬)、北京(2189萬)之后我國第四個人口超2000萬的城市。

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對成都的未來發展意味著什么?日前，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鄧智團，從國內外城市發展經驗深入解讀成都2000萬人口背后的城市政治經濟學。

鄧智團認為，在全國人口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大趨勢下，成都常住人口破2000萬體現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載人口和經濟總量的巨大潛能。參照國內外城市的發展路徑，鄧智團預判，未來成都城市形態將由單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大都市區發展，中心城區控制人口密度、布局高端服務業、提升生活品質，新區繼續集聚人口，發展相對完善的城市功能。城市作為有機體將呈現空間合理、動態彈性的特點。

2000萬

進入全球城市序列的硬性指標?

在許多人看來，2000萬是中國城市進入全球城市序列的一個硬性指標，哪座城市先達標就意味著搶占先機。在鄧智團看來，這一觀點不無道理。“在城市經濟學里，特別是西方主流觀點，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有競爭力、是否繁榮最關鍵的數據是人口是否增長。”

鄧智團指出，城市發展的關鍵邏輯點首先是人，這是城市發展最直觀的表征。城市發展是“人”的發展，是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的共同增長，或者是創新人才、技能人才、產業工人、低端產業從業人員及非勞動就業人口的協同增長。

從國際經驗和我國區域發展實際來看，由一個中心城市或多個中心城市構成的城市群，成為承載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人口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是帶動區域發展的核心力量，在同一個經濟體中，這樣的空間承載形式里人口和經濟總量幾乎是呈正相關的。如美國以紐約為中心城市的東海岸城市群，以占美國1.5%的土地承載了美國約20%的人口和經濟總量;日本以東京為中心城市的首都圈，以占日本6%的土地承載了日本30%的人口和更高比例的經濟總量;我國以上海為中心城市的長三角城市群以及以香港、廣州和深圳為中心城市的粵港澳大灣區等亦是如此。

但“2000萬人口俱樂部”并非一個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指標，鄧智團指出，當市區人口超過1000萬時就是我國定義的“超大城市”，2000萬卻少見專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與國外城市相比，我國的城市是城市-區域的概念，在討論一個城市人口規模總量時，事實上也包括了大量居住在市域郊區區縣城鎮中的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導致城市人口規模被人為放大。

“在這一意義上，應當結合城鎮化率、新增人口來源等數據，準確認識成都的人口規模和結構，以支撐城市規劃。”鄧智團表示，對比前三個人口超2000萬的城市，上海的人口結構比重慶的人口結構更值得成都參考，其城市形態也更值得成都學習。2000萬看似是一個龐大的數據，但還要看成都中心城區聚集人口數量，如果按照上海89.3%的城鎮化率作參考，成都仍然處于城鎮化發展的攀升期。如果僅因2000萬這一數字就采取調控政策，將導致城市發展的低效率，甚至導致在未來的某個時期大城市“補償式”發展現象的再次出現。

城市兩大戰略空間

不能用單一政策來管理

那么，繼續城鎮化進程的成都，應當以怎樣的戰略空間去承載人口?“以前把大城市當一個點，現在大都市區是一個面，換句話說，城市應當從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鄧智團表示。

他以倫敦為例，20世紀中葉，為了防止倫敦城無限制膨脹，英國制定《綠帶法》并在其外圍規劃布置了9座新城，不僅推動了倫敦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而且促進了倫敦-伯明翰大都市經濟帶的形成，促進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擴散。

上海的模式也相當具有參考性。它的主城區明確定位為全球城市功能的核心承載區，既鏈接全球網絡又服務整個市域，9個主城副中心的定位則是面向所在區域的公共活動中心，同時承擔面向市域或面向國際的特定職能。上海在6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或主城區之外，布局了嘉定、松江、青浦、南橋、南匯五個新城，上海最新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這五個郊區新城將向“新的城市”轉變。也就是說，雖然并非行政意義上的城市，但這五個新城將在功能上具備相對主城區的獨立性，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權責利的統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在更高水平上相對完整。更重要的是，它們不再依托主城區，相反還將分擔城市的節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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