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報道 “兩年前，還是孩子們追著我們跑，現在，是我們追著孩子跑。”王莉是北京豐臺區一家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園長，2023年春節剛過，她就擔心秋季的招生計劃能否完成。實際上，從2022年開始，她所在幼兒園就開始直面招生難，今年生源可能進一步下滑。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后，新生兒的減少，最先沖擊的就是學前教育。

去年3月起，地處北京房山的北京鳳凰禾童幼兒園執行園長張裕欣感到了幼兒園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會接到大量咨詢和報名電話，很多家長還要給孩子排隊等位。到了2022年，她“清閑”了不少，咨詢電話減少了50％以上。9月開學時，原計劃招生四個小班，只開了三個，其中兩個還沒有滿額，第三個到10月時才“勉勉強強開了起來”，張裕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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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積效應在短期內釋放完畢，繼2016年短暫的生育高峰后，從2017年起，全國出生人口持續下滑，從1723萬人減至2022年的956萬人，首次跌破1000萬人，還不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2000多萬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從2017年起，全國每年的新生兒都比前一年減少了100萬~200萬，這些都是幼兒園“丟失的生源”，如今作為生育率下降對社會影響的現實映照。三年疫情過后，當孩子減少，面臨生存困境的幼兒園又該何去何從？

搶生源白熱化

伴隨著招生難而來的，就是幼兒園間“赤裸裸的廝殺和競爭”，王莉這樣形容。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民辦幼兒園間，曾經“一園難求”的公辦幼兒園也開始下場。多位受訪幼兒園園長認為，從今年起，競爭會變得更加白熱化。

張裕欣說，去年招生時就發現，有民辦幼兒園甚至“派”家長去別的幼兒園搶生源，“比如出臺優惠政策，家長能從別的園帶來幾個孩子，就減免多少學費，家長就會去周邊幼兒園以咨詢名義勸說其他家長，把孩子引過去”。她所在的幼兒園就有生源這樣被“吸引走了”。

王莉說，更大的競爭壓力來自附近的一所公辦幼兒園，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辦園對入園資質有嚴格限定，一般須有京籍戶口，但從去年開始，這所公辦園下調了招生門檻，不僅沒有戶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證”（務工就業證明、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北京居住證），“于是很多家長給我們交了報名費，最后又被公辦園挖走了”。

公辦園去年“補錄”了好幾撥，讓王莉很崩潰，“它一補我們就缺孩子，剛招到兩個孩子，又被對方弄走了三個”。最后統計發現，她所在的幼兒園，有意向報名的孩子中，有60多個都被“搶走了”。而且，她注意到，離公辦園越近的民辦幼兒園，受的影響越大，她和另一所周邊的民辦幼兒園園長交流，對方說，更早的2021年，就明顯感覺到生源被搶的情況。

記者在北京走訪發現，多數民辦幼兒園2021年、2022年開始面臨招生難，少部分公辦幼兒園也存在招不滿的情況。不同地區有所差異，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帶及豐臺、朝陽等區，這一現象較為明顯。以朝陽區為例，2021年，在接近開學季的8月中旬，朝陽區入園登記報名服務平臺信息顯示，仍有136家幼兒園尚有富余學位，一些幼兒園學位還剩上百個，這些沒招滿的幼兒園既有民辦，也有公辦，每月收費從600元到2.8萬元不等。而在東城、西城，老牌優質公辦園較為集中，這些幼兒園仍是家長們擠破頭也想讓孩子進去的首選。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9）》就指出，中國出生人口自2018年開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數比上年減少200萬人。2017年在園總人數為4600.14萬人，按照人口出生趨勢，從2021年開始，即使全國適齡幼兒百分之百入園，總在園人數也不會超過4500萬人，學前教育會比預期更早迎來供需逆轉的拐點。

為了競爭生源，無論民辦還是公辦都各出奇招。除了讓家長“打前鋒”外，一些幼兒園請來專業咨詢公司設計“打敗對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園長親自直播宣傳，還有更多幼兒園開設各種“特色課程”，如冰球、馬術、藝術等，吸引家長。“一些課程還會單獨收費，弄得這一市場很亂，很多家長會說別的幼兒園有什么樣的課程，你們為什么沒有。”張裕欣說。

這種“卷課程”背景下，王莉也不得不卷起來。教育部2018年7月發布《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禁止幼兒園“提前教授漢語拼音、識字、計算、英語等小學課程內容”。但去年起，為了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競爭力，王莉所在幼兒園不得不私下免費開設英語、藝術類課程。

這些套路不僅出現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在山東臨沂這一三線城市，各幼兒園今年也將面臨激烈的生源競爭。一位臨沂的幼教從業者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當地幼兒園最近都在瘋狂為招生做宣傳，報名可以送各種特色課、體智能課。民辦幼兒園則打價格戰，在臨沂，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保教費是1120元/月，現在則打出了“交100元頂300元，交200元頂1000元”等各類口號。

他表示，下一步，最關鍵的是把周邊幼兒園的孩子“有多少，挖多少過來”，他會引導當地幼兒園“搞一個商業模式”，比如讓家長或老師成為幼兒園的合伙人，“家長和幼兒園間永遠有利益捆綁，我們鼓勵幼兒園搞招生團隊，只要你能想盡一切辦法，把其他幼兒園的孩子搞過來，就能賺錢，比干老師還輕松，就像售樓處的銷售一樣”。

在20世紀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時代的日本，也發生過與中國當下同樣的事情。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會降至的生育率谷底。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比較心理學教授唐澤麻由美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日本幼兒園的延續與變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對幼兒園的一個主要影響就是課程的扭曲，為了迎合雄心勃勃、緊張不安的父母們對孩子在學業上的要求，幼兒園會增加一些“時髦課程”，比如英語、計算機、網球和游泳等來吸引他們。

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幼兒園對潛在“客戶”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數日本學前教育專家認為，這種競爭對課程的影響是一種“不良的壓力”，導致學前教育屈從于家長的需求，忽視了什么樣的教育對學齡前兒童是真正有幫助的。激烈競爭中，擁有豐富的課程經驗、充滿愛心的幼兒園園長往往會輸給那些更具商業頭腦的園長。

“適者生存。”前述臨沂幼教從業者直白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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